戴笠密档解读:1933年上海红丸机关案真相 | 短史记

2018-10-10 08: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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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潇潇 / 文


军统旧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


“杜月笙和他的学生顾嘉棠在上海南市太平里大做红丸、吗啡,他(戴笠)知道了,也一直暗中保护。以后被人检举揭发出来,只把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拿去枪毙了,而真正的后台老板却安然无事。”①


沈醉提到的毒品案发生在1933年,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由于国民政府对此案秘而不宣,故其内情一直鲜为人知,而沈醉的回忆也只有短短两句话,可谓语焉不详。


最近,笔者查到台湾“国史馆”存有若干与本案相关的原始档案,其内容虽不完整,但是尚能粗略恢复案件的来龙去脉,且足以证明沈醉的回忆不甚准确,与事实颇有出入。


戴笠检举并破获红丸机关



沈醉说,杜月笙和顾嘉棠在太平里制造毒品,一直受到戴笠保护。


笔者认为,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根据现存档案,顾嘉棠确为太平里制毒机关的主犯,他是杜月笙的徒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杜月笙与本案有关。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原始文献能够证明杜月笙与太平里制毒机关有直接关系,“杜月笙在太平里制毒”是沈醉的一面之词。


其次,顾嘉棠如要戴笠包庇制毒,应当是在1932年4月以后,因为此前戴笠只是蒋介石身边的一名联络参谋,根本不具备包庇制毒的能力。1932年4月,戴笠担任力行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掌握了一部份特工资源,开始在上海等地放手发展特务组织,这才有了包庇制毒的可能。


然而1932年正是蒋介石开始大力禁烟禁毒的年份,先于是年12月颁行了《派员查禁十省种烟办法》,再于1933年4月颁布了《厉行查禁麻醉毒品取缔土膏行店章程》,其中规定:


“凡制造鸦片之代用品,如吗啡、高根、安洛因,及其同类毒性物或化合物之机件工厂,应由各地政府、驻防军队严行查禁。一经发现,除将机件工厂及其制造品分别没收销毁外,并将所获人犯依照军法从严惩处。其私人财产,概行查明没收,照章奖给举发及承办人员。”


同年7月,蒋介石还秘密指示戴笠,须切实侦查鸦片烟贩与包庇毒贩的公务人员。③戴笠既然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沈醉语),1932年到1933年又是他特务事业的开拓期,他怎么会甘冒风险包庇顾嘉棠制毒呢?这不禁让人感到费解。


沈醉接着说,顾嘉棠的制毒机关“以后被人检举揭发出来”。沈醉大概不知道,检举揭发制毒机关的不是别人,正是戴笠。戴笠于10月5日自南京致电蒋介石报告:


“现查沪市府所设大制造红丸机关,月得利三百万余元,可否令宪兵团逮捕,乞示。”


蒋介石当时正在南昌,复电指示:


“凡制造红丸机关,不问何属,应一律逮捕也。”④


图:蒋介石指示戴笠:凡制造红丸机关,不问何属,应一律逮捕也


所谓“红丸”,是一种颜色粉红、大小与黄豆类似的毒丸,含有毒性猛烈的海洛因,而美其名曰“戒烟丸”,与当时鸦片的别名“戒烟药膏”一样,都是由毒贩、奸商制造出的名词。⑤


红丸是明令查禁的麻醉毒品之一,故蒋介石严令戴笠破获此一制毒机关。且由此后大量相关电文可知,戴笠提到的红丸机关,正是顾嘉棠所经营者。该机关位于上海南市中华路太平里,受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蒋群及副官处长温建刚的包庇,由于蒋、温二人均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所任用,故戴笠在呈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直言此案与上海市政府有关。⑥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戴笠密派特务处书记唐纵会同驻沪宪兵第一团,于11月18日凌晨2时对红丸机关进行破获,当场逮捕人犯二十名,并将房屋、机器、什物等一律封存。⑦不过,当场逮捕的二十名人犯中并未包括主犯顾嘉棠。


图:破获红丸机关的唐纵


大佬官纷纷说项,蒋介石不为所动



沈醉说,红丸机关破获后,


“只把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拿去枪毙了,而真正的后台老板却安然无事。”


这句话给人两种印象:一,温建刚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最后当了替罪羊;二,后台老板顾嘉棠因为戴笠的包庇得以安然无事。


事实上,温建刚是太平里红丸机关的保护伞,并非无关紧要,他被捕之后,国民政府要员及地方有力人士均曾为其求情,由此足证他不是个小人物,且看下列事实:


蒋介石在11月18日当天,即致电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令其将包庇制毒的蒋群、温建刚解来南昌审办。⑧次日,蒋介石再电吴铁城,重申前令。⑨11月20日,蒋介石又电吴铁城,限五日内将蒋、温二人解往南昌,不得延误。⑩不料上述三电发出后,吴铁城竟找种种借口,拒绝执行。蒋介石颇为不满,乃于11月21日发出一件措词相当严厉的电文给吴铁城,谓:


“命解蒋群、温建刚来赣到案审办,何以置若罔闻?希勿借闽乱以期逃罪……”


图:蒋介石严令吴铁城,将蒋群、温建刚解往南昌审办


时值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局颇为紧张,但蒋介石并未因此放松对红丸机关案的关注,且提醒吴铁城别想趁乱蒙混过关。吴铁城在蒋介石迭电催促之下,只好遵命照办,蒋群、温建刚卒于11月23日被解往南昌。(11)红丸机关经理陈哲民及职员王志成、朱德胜三名主犯也于11月25日由特务处会同宪兵押往南昌讯办。(12)


蒋群、温建刚混迹官场多年,在国民政府里有着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自从二人被解往南昌后,便不断有政府要员向蒋介石说项。


首先开口的是立法院长孙科,他于11月24日致电蒋介石称:


“顷接蒋群、温建刚电告,近奉严令押解南昌,实为万万不料之冤,请托转恳缓颊,特电转陈。乞先予详查,然后定谳,至所盼祷。”(13)


蒋介石接电后没有答复,于是第二天孙科又发来一电:


“关于蒋群、温建刚案,昨已电达……查蒋群系总理旧人,而亦颇有功绩之同志,科知之甚深,年来过从尤密,每欲推挈,苦无机会。此次承铁城约任事淞沪,为时仅五十日,科敢保其必无违法之事,即小有差池之处,请公于训斥之余,加以策励,必能感激奋勉,以图报称。愚见如此,倘荷鉴纳,至所感幸。”


孙科为了替蒋群求情,不惜把国民党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给搬了出来,希望蒋介石看在蒋群是“总理旧人”且“颇有功绩”的份上网开一面。然而蒋介石接电后仍然未予答复,此后即未见孙科再有求情函电。(14)


除孙科外,吴铁城也托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杨永泰为蒋群、温建刚求情。(15)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致电蒋介石,极言“温建刚君生性硬直,对公甚表忠实”,请蒋介石早予释放。(16)顾嘉棠的老师杜月笙则致函杨永泰,直接声称:


“太平里事件,蒋群、温建刚两兄无辜,情殊可悯,恳转陈委座早予省释。又该案内工人,均受雇性质,久被羁押,清苦异常,并乞进言,早日开释。”(17)


然而蒋介石态度坚决,对此一概不予理睬。


图:为蒋群、温建刚求情的立法院长孙科、上海市长吴铁城


戴笠主张严办本案 以免遭受诬告之罪



戴笠作为检举人,他非常明白,一旦蒋群、温建刚被判无罪,他必将负诬告之责,因此他对政府要员的说项不敢大意。11月25日前后,和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保安处长杨虎突然由沪赴赣晋谒蒋介石,戴笠为此特别致电负责审办本案的南昌行营调查课长邓文仪,请他留意杨虎的态度,电称:


“沪太平里吗啡制造机关经吾人破获后,沪上军政闻人大震,日来大事活动,多方疏解,希图机器发封,主犯释放。今日杨啸天已飞赣矣,敢乞注意其言行,随时赐示为荷。”(18)


12月2日,戴笠前往南昌向蒋介石汇报有关福建事变的情报,他也趁机向蒋介石报告了自己对红丸机关案的见闻:


“此次钧座命令吴市长,将温建刚、蒋群解来南昌,京、沪、赣一带人心大快,道路歌颂,时有听闻。生前天于南浔车上,听见一商人模样者向其座客云:‘蒋群在九江、上海无恶不作,唯有蒋委员长才是青天,所以能将其逮捕,听说不久要枪毙咧。’另一座客云:‘不至枪毙,听说有许多大姥官已经向蒋委员长保释,马上就可放出来了。’彼商人模样者复云:‘蒋群的老子做人不好,所以没有善终,蒋群的哥哥是蒋群害死的,蒋群在九江有许多地皮,大都是侵占别人家的,他过去在家里聚赌,是有公安局长为他看门的,蒋群不特是贪官,且是土豪’等情。事关民意,谨举以奉闻。至于温建刚素行反动,应即处以极刑。” (19)


戴笠这番生动描述的目的,自然是劝蒋介石尊重“民意”,治蒋群、温建刚以包庇制毒之罪,然而蒋介石很清楚,欲将蒋、温绳之以法不能仅凭戴笠的道听途说,而是需要确凿的物证、人证。


为此,戴笠于12月8日电告特务处华东特派员吴乃宪:


“关乎红丸制造之原料等名目不清楚,请即……再往检查,将其器具等逐一拍照缴存,并请密饬原报告人将制造情形与销路详行具报,专人送京为要,因总座对此点甚重视也。”(20)


12月10日,戴笠致电邓文仪,告以取证进展,并请严审本案,称:


“沪太平里制造毒品机关兼制红丸一节已获有物证,该机关原设法界,后迁来太平里,自民十八年即已开办。此案务请详行质审,因该犯人等甚狡黠也。各种证物准明日专员送上,社会对此案之办理甚为重视,乞注意。”(21)


12月13日,戴笠派特务处干员唐光辉将太平里案证物送往南昌,并再次致电邓文仪详告物证、人证之内容,称:


“其中有协丰公司之账簿多种,系自民十九即已开办者,后因法租界当局厉行禁毒,该公司得华界警政当局之入伙,遂迁华界太平里,更名‘洽记’,其职工发薪名册明载自本年三月一日为始,所谓开办仅四月者,实欺上之语也。该机关三楼确系制造红丸之所,现有淋粉、咖啡精等之制造红丸必需原料及烘盘、筛子等必需器具为凭。且原报告人可到庭作证,则制造红丸之罪亦已成立。”


此外,戴笠并向邓文仪详细阐述他对本案的意见:


“在前次逮捕之二十人中,尚有公安局经常派驻之便衣警卫三人在内,刻正侦查其真姓名中,各犯均狡黠异常,不肯吐露真姓名与其职掌,弟意非严刑审究不可。”


“此案据鄙见,应有一般犯罪与特别犯罪之分,制造毒品应归一般犯罪部份议处,至公务人员朋伙制造毒品,甚至有辱没革命领袖之行为,应归特别犯罪部份处置。故对未到案之制造主犯顾嘉棠应严令沪市府缉拿;已到案之陈哲民等罪犯应严刑审究其真姓名与职掌,分别枪毙与监禁;至于蒋、温两人实数罪俱发,应重严惩处,以正官心而肃纪律。吾人站在革命立场,应为领袖表扬功德于民,而树立其威信,盖中外对此案均甚重视,吾兄革命健者,谅必表同情也。”(22)


戴笠所谓“公务人员制毒,甚至辱没革命领袖”,指的是温建刚。据邓文仪回忆,温建刚平日招摇撞骗,到处信口开河,夸大其词,被捕之前,曾公开对外宣传,将烟土加工为红丸是“剿匪总部高级人员”要办的,对于蒋介石的信誉迹近毁谤。(23)此电还有一点颇值注意,即戴笠明白建议“严令沪市府缉拿”制造主犯顾嘉棠,由此可见,并不存在戴笠包庇后台老板的问题。总而言之,红丸机关系由戴笠所揭发检举,他怎么可能检举之后再行包庇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此后一段时间,戴笠专注于应对“福建事变”,未再过问红丸案。不料福建事变平定后,蒋介石竟于1934年2月24日致电戴笠责问:


“前次上海吗啡案,你说制造红丸有凭证可呈,为何至今毫无影响?是否别有作用?希秉公澈底详呈,不得含糊,否则当治诬告之罪。”(24)


红丸案已经过去三个多月,戴笠也在去年12月将人犯与物证解往南昌,如今蒋介石旧事重提,显然戴笠提供的证据并不充份。于是,戴笠于3月11日致电吴乃宪,请他继续搜集物证、人证,称:


“校座近对太平里前案迭电催促补提凭证,以便澈底究办。此事据弟推测,显有人从中攻击吾人做事不尽不实也,吾人对此案应速补提物证、人证,以证明该机关确系兼制红丸者,以免受诬告之罪,并保持吾人既往之信誉。”(25)


人证方面,吴乃宪遵照戴笠指示,派人将红丸机关案之原报告人送往南昌质审。(26)物证方面,吴乃宪查明石炭港北标码头地穴中有大批赃物,与太平里红丸机关有关。(27)至此,戴笠检举红丸机关的余波才算结束,此后他的档案中即未再出现与本案有关的内容。


本案各犯的结果:顾嘉棠未被法办,原因不明;蒋群被判徒刑,次年被人保释;温建刚被枪决。(28)为什么只有温不免一死呢?据邓文仪回忆:温被押到南昌行营监狱听候军法机关审办期间,仍然胆大妄为,竟将两位姨太太接到南昌,常在监狱会聚,结果两位如夫人争风吃醋,在监狱内吵闹起来。邓文仪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藐视军法,莫此为甚,很快核定应予枪决。(29)


图:红丸机关案主犯顾嘉棠


余论



由于档案有限,本案尚有诸多问题无法解答,如:杜月笙是否与红丸机关有关?顾嘉棠何以未被法办?吴铁城曾致蒋介石数电为温建刚辩解,其内容如何?王晓籁、杜月笙所谓蒋群、温建刚无罪云云,有何凭证?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戴笠未曾包庇红丸机关及其后台老板,沈醉的说法似是而非,与事实有相当差距。


沈醉的回忆文字大都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且其中提到的多数事件缺乏原始档案乃至一般史料的佐证,使用这类文字,必须慎之又慎。遗憾的是,由于戴笠与军统档案长期未曾公开,以致沈醉的各类说法颇为流行,现在有关戴笠与军统的史书,多把沈醉的文字当作重要依据。即便像《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魏斐德著)这样享有盛名的学术著作,也对沈醉的文字有相当篇幅的引用。


图:青年时期的戴笠


注释:

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7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第404页,国史馆1986年版。

③军情局档案,档案号148-010200-0007。

④蒋中正总统档案,档案号002-070100-00032-031。

⑤拒毒月刊社编辑:《拒毒月刊》第81期第40页,中华国民拒毒会1934年版。

⑥夏咏南:《淞沪警备司令部包庇红丸毒品案纪略》,《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2册第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1月30日。

⑦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00063-306;《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1月30日。

⑧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0098-001。

⑨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0098-004。

⑩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0098-019。

(11) 《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1月25日。

(12)《戴公遗墨》司法类第3卷第33件。

(13)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134-104。

(14)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135-020。

(15)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135-145。

(16)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138-074。

(17)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429-125。

(18)《戴公遗墨》司法类第3卷第33件。

(19)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2-00038-002。

(20)《戴公遗墨》司法类第1卷第54件。

(21)《戴公遗墨》司法类第3卷第34件。

(22)《戴公遗墨》司法类第3卷第32件。

(23)夏咏南:《淞沪警备司令部包庇红丸毒品案纪略》,《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2册第264页。

(24)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0106-005。

(25)《戴公遗墨》司法类第3卷第31件。

(26)《戴公遗墨》司法类第1卷第11件。

(27)《戴公遗墨》司法类第3卷第36件。

(28)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458-239。

(29)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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